荣民老爸

  父亲是荣民,又被称为老芋仔、外省人,笼统说来是1949年渡过大江大海而来其中一员。但我从未确切知道他究竟是哪个月分过来的。1948年12月吗?还是1950年1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聊过他如何过来、何时过来。事实上,我也不会称他父亲,我只管喊他“爸”。不是把拔,也不是拉长音的拔,就是很简单的单音“爸”。

  我住的眷村,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有竹篱笆,篱笆上还缠着牵牛花;有个大红门,大红门两旁是洗石子门柱,左右延伸出去两道红砖墙,红门内有个小花园的眷村平房。那种房子,小孩都知道,是校将级的人才能住的。每次经过隔壁村子的这种日式屋舍,我们都知道那是大官住的。我住的眷村,是宋美龄盖的新式眷村,四层楼的公寓,一层对门两户,外观是灰色的洗石子外墙。虽然没有红门内的花园,但每户一楼门前有块花圃地,以七里香为篱。我家住一楼,所以我爸自然而然将它当成自己的花园经营,所幸邻居们也乐观其成。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变换风格,把苏铁换成辣椒,或另外砌个平台供买菜回来的妈妈们坐着休息聊天。印象中,我家窗外就是八卦转运站。

  爸是没有工作的老兵,曾有人介绍他去当保全。我小时候认识的眷村伯伯大概有几种职业,最多的就是当保全,还有跑船、到中船上班等等。但在管理室闷好几个钟头我爸坐不住,所以我有记忆以来,我爸就都一直待在家。我妈就是“家管”,一家三口就只靠士官长的半年饷过活。我念国小低年级时,正好是后来我透过课本才知道的“家庭即工厂”的经济起飞时期。我妈不知从哪儿拿来尼龙花瓣,一堆色彩鲜艳、大小不一的塑胶珠子做家庭代工。后来改做电子公司的零件,将一块大概零点五公分的褐色小方板焊接到一个上头是圆面、下头接长约一公分的圆柱T型零件上。我爸和我会帮忙把那零件卡在一块布满孔洞的板子上。我妈再接着焊接,焊接完,我爸和我再把零件拔下来,这样就算完成。多半都是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完成家庭代工。他们俩就着电视上搬演的剧情高谈阔论,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天伦时间。

  我爸话不多,不喜应酬,家里从来没什么他的朋友来访,我更是一次也没同他去哪拜访过谁。偶尔有非同村人寄给他的喜帖,大概也就两三张。我倒不清楚他接到喜帖究竟是开心或是无奈,他会说这谁谁谁还寄帖子给他,都没联络了。渐渐地,我们家再也没收到他同袍的喜帖了。日子依旧静静地,日历纸一张张地撕下,到最后,必须很小心地沿着背胶处撕开十二月的最后那几天。若大力一撕,就会把最后那几天一并撕下。瞬间好几天的时光便被偷走,那可不行。

  他话少却静静表现他的关心,就像他每天照顾他的花一样。那是一种习惯。

  我少数会学他乡音的几个词语中之一是“吃饭”。吃饭,是大事,一定得大家一起上桌吃。最后将饭端上桌后,他一定喊“尺凡”。饭桌上若出现辣子鸡、红烧吴郭鱼或炖鸡汤就是家中加菜日,大概是领了定存利息。平日则是炒豆芽和炒高丽菜。我离家在台北念大学,每次回家,若不是加菜菜色,便是他上菜市买一堆现成卤料回来。回台北前,他总是避开我妈,塞两千块给我,什么话也没说。而他少数几句至今我仍记得的话里,有一句是我推甄上研究所时,他说:“这样你以后日子可以过得好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出这样令人鼻酸的一句话,难道他觉得他这一生过得很不好吗?

  父亲不会写作,写不出痖弦那挂在北方老家屋檐下的红玉米,他连写自己名字都得一笔一画,像刻出来的,像小学低年级习字。

  开放大陆观光后,邻居伯伯们回去了好多趟,我爸一趟也没回。也没听说他老乡有青梅竹马独守空闺的宝钏在等他。我妈问他为何不回去,他说:“回去干嘛,人都不知道死到哪个咖咖里。”

  有家可回吗?没人了。

  曾经星期天晚上六点有熊旅扬主持的《大陆寻奇》,这是少数让他眼睛发亮的时刻。即便我想看同时段的柯南,也得跟着看我没兴趣的大陆风光,那是一种家里的默契。当时我不太能体会这廿八吋电视呈现出来的方寸画面对他有何意义,直到我自己也有了离家的经验后,才体会到这是最接近他老家的记忆了。他鲜少跟我说大陆的事,除了看《大陆寻奇》时,要是刚好播到四川或云南的苗族女子,他会用他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看,这就是苗子。”那苗族少女哼唱的山歌也许唤起他少年时的一段旋律,唤出他记忆中的那座山。

  他或许没同我说过老家或是他小时候的事,但我知道一些,多半偷听来的。好多个早晨,我仍在半睡梦之间,客厅传来我爸妈的往事经。再加上后来我妈跟其他邻居妈妈聊天时也聊到我爸来台湾的过程,我一样是个有耳无嘴在旁边默默听着的小孩。我大概有了这样的印象:他四川潼南老家附近有座大佛。十几岁时有天在园里或田里有人问他说要不要去当兵,自此就离家了。离家的路上经过那间有座大佛的寺庙,遇到一位和尚,和尚跟他说你命中没有儿子。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段故事好像乡野传奇,仿佛我爸遇见的是一位归隐山林的得道高僧,一眼即知来者前世今生。若当如此,这位高僧看着眼前这位少不经事便贸贸然出去闯荡的少年,不知是否看出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了这附近有座大佛的老家呢?

  他过世的那一天下午,我因为是教学助理,正在监考大一英文。他卧病在床那段日子,很怕手机响起,但又不得不随时注意着手机。那天是星期三,山中的夏季午后,我还记得我穿了白色无袖背心。盯着眼前那群学生放空,有那么一瞬间突然想起同学不久前失去了弟弟,想着她该是多么难过。后来手机震动,但监考到一半,明知是医院来电也无法接听,只得将来电按掉。这来电的频率已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收卷完毕后去系办缴回考卷,碰巧在门口遇到我的指导教授,她说正想跟我说论文进度。我僵硬地说道:“我爸刚过世了,我得去医院。”那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场面;至今,对我的指导教授仍感到不好意思,我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谁也没准备好。

  直到现在,我也还没准备好面对失去这件事。心理上,只是当着他还没回来,也许就像他的父母亲以为的那样,离家总是会回家的。

  明明亲眼看着他入殓,尽责地表演完一切该有的丧家规仪。回到家,我却不愿把他的照片,我甚至不想用“遗照”这两字,挂在墙上。我不懂为何需要那么大一张照片挂在墙上提醒着自己失去什么,当你根本还不想面对失去这件事。

  我没挂上相片,却从那时开始将撕日历看成每天的重要仪式。每天正常吃、正常睡,过着正常的生活。每天过日子,不过就是在等待一个不会回家的人回家。毕竟,当初他只不过是去住院,总是会出院的吧。我是这样想的,一转眼就过了十年。

  前阵子“一觉醒来,这世界就变了”这句话很流行。但这世界不是你一觉醒来惊觉世界变了,而是不知不觉就变了。我搭捷运时、滑手机时、搬到眷改后的新建大楼时、看到莒光三村被拆时、看到我住了三十几年的家只剩空壳,没了窗户,铝制窗框也遭人拔走变卖,留下家前面两个大大的窟窿,从家前直接看到家后,我爸费心装设的花园,杂草蔓生,水泥花台剥落。这些时候,我都会想到要是我爸也跟我一起经历,他是否觉得这世界变得好多?当他离家时,那位高僧能否预言这一切改变呢?

  我爸有很多箱子,曾经我还幻想着要写一部小说,开头就是: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把什么东西都装进他的箱子里,手表、票券、勋章等放在当兵时配给的铝制便当盒,上面还隐约可看到部队编号。这个便当盒放在他那不知何时留下来的军用帆布书包里,书包颜色褪到说不出原来究竟是卡其色还是绿色,但就像是抗战时期纪录片里会看到的军用斜背包。另外有个中口“军眷食物送补袋”,那是当年配给荣民白米时的外包装袋,里面收有各式文件:讲习证书、海军奖章执照、勋章证书、任官令、退伍令、眷舍配给令、户口簿等。便当盒、斜背包、米袋随着他摺好的军服和奖牌全放在一个漆上蓝色油漆的大木箱里。另一个更大的绿色大木箱则放着他的衣服,平日便服、出外穿的衬衫、买了尚未开封的卫生衣等全都整齐放在绿箱里。他的一生被收藏在像俄罗斯娃娃套件的箱子里。我久久才打开一次,怕里头他的味道会因而稀释于空气之中,最后再也没他的气味了。

  死亡是医院的味道,是病床边拉起的床帘,是一堆的表格。还有遗物,遗物变成了遗留下他的主人的延续。爸留下一只那种夜市卖的、仿劳力士样式的石英表,起初,表还会走,走到电池电力耗尽的那天也就停在那儿了。无法再向前行的指针就像那被放在身边的手,静止不动。所幸我还有他留下的盆栽。人不在了,但他生前所照顾的那些花在来年的春天依然迸出花苞,那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方式。

  (刘振摘自台湾《联合报》)

  ◎熊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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