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的历史

贝小戎

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海厄特在《偷听谈话的妙趣》一文中说:“荷马有个经久不衰、被人用滥了的比喻——生着翅膀的语言。别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就长着翅膀,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身边时一把逮住,那真是件乐事。”

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也把偷听别人的谈话当作乐事。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关于查尔斯的海格洛夫庄园的纪录片中,查尔斯说,他喜欢偷听别人说话。有人问他,是否会偷听去他家做客的人谈话,他笑着回答:“我干过,但只是在他们到窗户外面的时候。得躺在地上听。”查尔斯真不该透露他这一爱好,因为往后他就没法再偷听了,别人在谈话时肯定会说:“哦,我猜查尔斯正在偷听咱们说话。”

纽约城市大学语言学教授约翰·洛克在《偷听的历史》一书中说,偷听不仅是一桩乐事,还是一种需要。没有偷听,我们的文化将非常贫乏。对作家们来说,在火车上、咖啡馆里和排队时偷听别人的谈话是做调研,他们会知道别人在谈论什么,如何谈论。剧作家彼得·凯跟父母住在一起时,会偷偷地把一个录音机放在前厅里,录下家人的对话。他的理由是:“你没法虚构这种对话。”

诗人也经常收集别人的谈话。艾略特的《荒原》中有三十多行句子,都是两位女工人轻率的唠叨:“我说,替可怜的阿尔伯特想一想,他在军队里待了四年,他想痛快痛快,你不让他痛快,有的是别人。”这段话不是艾略特凭空杜撰出的,而是他在伦敦一个酒馆里偷听到的,他记了下来,改写到他的诗歌里。

偷听一般被认为是泼妇或爱惹是生非的人才爱干的事,但艾略特认为,偷听表现了所有人了解他人私生活的愿望。他援引大量心理学、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理论证明,应该把偷听看作一种重要的适应策略,它使我们收集到关于在哪儿能获得食物、配偶和援兵的信息。

大猩猩通过互相监视来维持秩序,我们人类则有邻居监视程序。“我们教人们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但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建议。这是危险的,因为你将看不到隔壁孩子遭到虐待或者丈夫殴打妻子。”动物之间一直上演着偷听和反偷听的戏剧。有些植物在遭到食草动物袭击时,会发出求救信号,释放出一种物质。食草动物的天敌也可以发现这种物质,接收到信息,从而抓获猎物。以海豹为食的虎鲸发出的脉冲要比食鱼的虎鲸少,因为海豹能听到脉冲。

英语中的“偷听”一词,原意是屋檐的雨水滴落处,因为站在那儿偷听屋里的谈话最为方便,所以它成了偷听的代名词。洛克说,经常偷听别人谈话的是那些机会最多、动机最强的人——仆人。早年间,主人要使用很多仆人,仆人掌握雇主的幕后生活之后会获得一定的权力,来制衡那些有权处置他们的人。“仆人能见证很多跟私生活有关的细节:凌乱的床单,被不忠的妻子弄脏的沙发,来访的绅士在穿衣服时的故作镇定。仆人和主人的故事如同小说,服从、忠诚和荣誉等美德与轻蔑、背叛和耻辱等恶行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贿赂和勒索。”

布朗大学教授安·盖林在《小说中的偷听:从奥斯丁到普鲁斯特》中说,从古希腊戏剧开始,偷听一直被用作推进小说情节的手段。《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受命躲在内宫帷幕后面偷听哈姆雷特母子谈话,被哈姆雷特刺死。但直到19世纪,偷听才成为关键的情节设置,因为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注重保护隐私,当人们躲在墙后面时,需要借助偷听来重建感官接触。巴尔扎克的小说都倚重或偶然或故意的偷听。比如《高老头》,其背景是一个租住的公寓,在那里,人人都偷听并传播流言。

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经常被迫偷听别人的谈话。研究者发现,别人的电话通话比两个人当面交谈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也要耗费我们更多的注意力。由于我们只能听到其中一个人的谈话内容,所以听一个人打电话会让我们感到恼怒。另外,那些声音很大的通话通常非常无趣。所以,当着陌生人的面拿着手机说个不停的人,应该說点好玩的,讲点秘闻、趣事。

(刘 振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假装读过》一书,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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