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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有多远?

王一越

2019年春天,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居民区里,王放第一个次在这座城市里观察貉。它从楼房的通风口里探头探脑地钻出来,双眼在夜色里发出莹莹的光,体型和小型犬差不多,脸有点像狐狸,腿不成比例地短,毛色发灰,前额和鼻吻部却是白色。

王放轻轻地把手电筒转向自己,但貉并不害怕,自顾自走了过来。它们早已熟悉了人类,住在墙壁的夹层、桥墩、废弃下水道等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昼伏夜出,遵守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

“在城市里,我们不太关注特别罕见的物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广泛适应城市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物种。”王放解释说,这些动物在生态学上被称为“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指示着所在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英伦三岛的狐狸、西欧大陆的野猪,都是此类代表。而在上海,貉的生存轨迹,记录着这座城市水源、植被、空气和土壤的变化。

2019年明,身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的王放启动了名为“貉以为家”的研究项目,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近40个点位布下红外线相机,搜集这片区域内貉的基础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开放给政府部门、科研工作者和NGO使用。

貉曾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在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被捕杀或失去栖息地,已经局部灭绝。但在上海,貉幸运地存续下来,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温和无害的性格,练就了一套在城市缝隙中生存的技能。它们履行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角色,守护一片区域的生态系统平衡。

然而,城市里毒鼠强、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的滥用,仍在导致貉的种群崩溃甚至消失。另一方面,貉身上携带的狂犬病、犬瘟、疥螨等病毒或寄生虫,也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如果从发展眼光看的话,再过20年、30年,中国城市里人跟动物的冲突会比今天多得多。”王放觉得,现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是给未来的潜在风险做准备。在他的构想中,未来这个数据平台的结果开放给公众后,能成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甚至景观设计公司重新规划和改造社区景观的基础。

姓名/王放

職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貉以为家”项目启动者

王放对于野生动物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他,从北大附小一路念到北大,北大校园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自然乐园。他最喜欢看蜘蛛、甲虫等各种各样的虫子,带着孩子的好奇和残忍,把水灌进虫子的洞,也会在作业本上画满虫子的口器。

小学三年级,他拿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从此探险的战绩都有了可供吹牛的证据。四年级时,王放看了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潘文石描写学生吕植经历的书籍《大熊猫的故事》,决心以后也要和动物一起工作。200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5年后回校硕博连读,成为吕植教授的博士生。

上大学后,个性自由的王放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做一名自然摄影师。那时,全国的鸟类摄影师不过百人左右,“大家都拍了很多好照片,但是中国还是缺乏打动人心的自然报道。”王放把焦点放在拍摄专题报道,通过照片讲述动物习性、自然变化,以及和人有关的故事。

那段时间,他过着一种近乎浪漫的生活,在各地游历、独立拍摄专题。2006年为贵州梵净山保护区专题寻找黔金丝猴,王放每天早上8点出门,爬到树干上搭建的临时平台,午餐只有一把花生米,这么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徒劳的等待一直持续,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林间升起一场大雾,黔金丝猴的叫声从四面八方由远及近。一阵大风将雾吹开,王放突然清楚地看到猴子在树周围追逐打闹。一瞬间,他甚至以为那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待时的煎熬,换来摁下快门一瞬间的舒畅,“更多时间在等待惊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

感动常有,但沮丧也是常态。“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就会不断地被自己的期望困扰。”负面的报道时常会被阻挠,拍摄过的地方很多因为开发而消失。有时半夜喝多了酒,他忍不住跑到网上发帖,痛骂“摄影师是废物”。照片的力量太单薄了,王放决定回去专心做科研,为地方保护发挥一些实际作用。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王放的观念就受到了冲击。他跟随导师参加高铁环境影响评价,评估工程会对大熊猫栖息地带来多大影响。一进会场,周围弥漫起警惕的气氛。不断有人劝他们“境界要高一点”,说高铁会给地方GDP带来多大增长,说多少人在盼着这条铁路给他们带来工作。

王放再次感到了无力。“特别深地感受到大家的需求不一样,而且都合理,你的需求是关心生态保护,但别人的需求确实也是别人的饭碗、别人的医疗、别人的教育。”评价会开了不下20次,每次都因为环保问题驳回。王放能给出一些大熊猫受影响的数字,但无法提出准确的保护方案。

这场评价会让王放反思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意识到摄影更多依靠感觉,但是科学要靠数字说话。“如果可持续发展这件事儿有公式能定量预测出来就好了,不是靠拍脑袋,也不是靠情怀。”基于公式,能够划定人类施加影响的范围,生物保护也就有了尺度。

于是,王放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采集了秦岭地区大熊猫的数据,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阈值。因为基础数据几乎为零,光采集就花了3年。海量数据收回来后的数据分析,是最折磨王放的步骤。野外取得的数据没有在实验室里受到严格控制,需要用数学过程还原碎片信息背后的影响因素。他不得不啃下大量的数学书籍,自己写模型,开发新方法。

经过延毕一年,王放最终得出了一些关键阈值,“比如当车流量超过阈值的时候,这条公路就像熊猫的死亡陷阱一样过不去了。不管旅游开发还是移民搬迁,只要找到这个阈值,就能更好地去调整。”

还有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大熊猫比人类想象的更熟悉人类。如果是5户以下的居民点,它们可以接近到几百米之内的距离。让大熊猫陌生的是巨大工程,以及大型移民搬迁点和旅游开发。但在传统观念里,所有人类活动对动物保护都是负面的。粗暴、一刀切的生态移民法常常被采用,如果没有规划好,可能让不少乡民失去生计。

Q&A

Yi YiMagazine

W wang Fang

Yi你觉得自己是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W我有一些愿望,但是处理问题还是理性的。我也参与很多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但我在说每件事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地把前因后果说清楚,我的观点和想法都是用逻辑推导出来的,有大量的因果、大量的归纳和总结,而且建立在数据和案例的基础上。大自然让我的情感变得更丰富,但我对人类福利的关注跟自然是一样的。这也让我不是特别极端,每件事都试着去想,自然需要什么,不同的人需要什么,怎样去缓解冲突。自然保护需要极端的人,去平衡极端开发的人,也需要像我这样比较理性的人。

Yi观察动物这么多年,有哪些让你感动的时刻?

W太多了,有很多动物特别主动地走近我,一闭眼能想起好多清澈的目光。2004年在神农架,我们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远远看到200米外有一群金丝猴,一只小猴子跑到我们跟前。它妈妈非常惊恐,大叫着横到我跟小猴之间。后来它妈妈发现我们很安静,就慢慢地把护崽的手收回来。小猴还想再靠近,它妈妈一把搂着它,在身后帮它理毛。这让我觉得好奇心是跨越物种的,包括对伤害的理解也是相通的。连金丝猴这么敏感的动物,都能迅速跟人共存。只是我们之前没有找到这个基础在哪。

职业关键线

2005年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

2006年

以全职自然摄影师的身份活动

2012年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毕业

2018年

美国史密森学会博士后、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出站

2019年

擔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启动“貉以为家”项目

而另一些看似无害的行为,反倒是大熊猫的“隐形杀手”。比如乡民在山里放的牛,看上去能和大熊猫和平共处,但经调研发现,只要有牛的地方,熊猫出现的概率会下降40%。“只要老乡在这里放牛,保护区一年几百万元的投入一下子打了6折。”王放算了一笔账,这几十头牛带来的经济产出,还不到自然保护投入的零头。

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后期间,他更多地在研究中思考人类的需求,并试图在大尺度上搭建野生动物保护的方法框架。2015年,王放跟随团队回国访谈农户,发现乡民依旧把土地视作命根子,而传统的农耕和放牧非常不经济,还会给野生动物带来伤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或许比生态移民更有效。“把人和动物放到一块,识别出来好多共同的需求,也识别出好多共同要回避的事。”

同一年,秦岭发生了大熊猫死亡事件,原因是狗把犬瘟热传给了大熊猫。反过来,野生动物也会杀死狗,同样会把它们身上的传染病通过狗再带回人类社会。

居住在美国时,王放自己就体会过这种冲突。经过80年左右的恢复,他所在的弗吉尼亚地区已经呈现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和人的冲突成为日常。有一次,一只浣熊半夜敲响了他的家门,它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无辜的眼神赢得人类的投喂,王放也忍不住落入了圈套。第二天,他反省了自己的做法,拿着扫把将它赶走,联合所有人一起抵制。但尝过甜头的浣熊不愿停手,它偷偷打开冰箱,打翻了垃圾桶,最后在攀爬电线时触电而死。

这些事件让王放察觉到人跟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纠葛。

在北京拍照多年,王放很熟悉城市的野生动物,他时常到海淀跟拍鸳鸯,在中关村观察食物链顶端的红隼一家。和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只要一点绿地、土壤和水源,城市就可以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2019年年初,王放回国后来到复旦大学任职。他把新家选在新江湾城,离湿地、森林都很近。他的孩子上完幼儿园能看看鸟、小蝌蚪,在湖边骑骑自行车,而不是陪着大人在五道口堵车。寂静的晚上,还能听到刺猬轻轻拱来拱去的声音。

对城市野生动物的研究也已有所进展。按照人类干扰的程度,上海城区被分成高、中、低三个区块,每个区块再挑选森林、湿地、河湖等近60个不同的类型。“希望用2到3年的时间把不同类型的城市环境全调查了。”

城市的使命偏向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复杂。前3个月,王放和学生们靠自己收集数据。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阻碍,进入小区会遇到物业的阻拦,要做任何栖息地的改造都需要考虑业主的需求。同样,他们也无法进入学校、公司和厂房。

于是从2019年11月起,王放开始招募名为“公民科学家”的志愿者协助调查。“比如小区的业主,搞定业委会之后,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做调查。或者学校的老师,就帮我们在学校里边安装设备。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动物爱好者,迄今已经招募了超过100人,按照区域划分为8个小组。公民科学家帮助王放团队节省了不少人力、交通和时间的成本,调查规模也得以迅速扩大到40个,今年还会增加到200个。

分配好各自区域之后,志愿者会去寻找野生动物的痕迹,在有动物出没的地方布设红外相机,每隔两个星期检查一次。一到两个月之后,等相机拍到上千张照片,志愿者再去一张张做动物的识别,分辨每张照片拍的是什么动物、数量多少、大概在干什么。之后,王放还会培训志愿者去做植被和人类活动调查,评估貉栖息地,再为貉佩戴GPS定位颈圈,研究它们的扩散。在公民科学家的提议下,研究对象的种类即将扩大到蜻蜓和无斑雨蛙。

01 王放及团队在冰天雪地中做大熊猫调查。图/王放提供

02 在上海组织市民一起参与调查城市动物的“公民科学家”项目 图/王放提供

03 生活在上海市區的野生貉,选择夜晚在小区觅食,白天在居民楼的通风口和废弃的下水道里面休息。图/王放提供

04 城市野生刺猬,也是人居环境最容易见到的野生兽类。 图/王放提供

经过调查,如今在上海至少80个小区都发现了貉的存在。青浦区溪流边的貉,擅长优雅地滑入水中,捕食鱼虾、青蛙;住在奉贤区一家幼儿园旁的貉,熟知小朋友的作息,会从烧烤摊边偷走留有残肉的竹签,侧着头钻进洞里,给幼崽喂食。貉与流浪猫、狗之间,似乎也达成了一种互不侵扰的和谐关系。

除了貉,收集到的数据还包括了大量其他野生动物,有黄鼬、刺猬、赤腹松鼠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物种,也包括了狗獾、环颈雉这些在市区相对少见的物种。王放希望最终拼凑出的,是一整套城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如果项目进展顺利,王放能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在城市生存所需要的空间面积多大、条件如何,互相距离多远,它们沿着什么样的路途完成觅食和求偶,再向更广阔的范围扩散。他期待之后能据此设计出‘保护小区”和数量预警,这里的人们能在—定时间段内不喷洒药剂,让野生动物安全地活下去;同时,也建立起疫病控制机制,监控、保护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

王放还是在寻找那个阈值,既不妨碍城市居民的日常,也为动物们寻找栖身的尺度。“我一直觉得生物多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无所谓好或者不好。接受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惊喜与发现,必然同样需要解决它带来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这个问题很正常,也将—直存在。”事实上,野生动物所需要的那些关键词——清澈的流水、自由生长的灌丛、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生态系统,也让人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城市生态研究很困难,没有濒危物种,没有国家级保护动物,除了崇明东滩的鸟类,上海并不是其他生物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没什么人关心我们。”有时候,王放的学生也觉得城市似乎没那么“浪漫”。他们更多依赖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推进这个不算最重要的课题。王放能理解,毕竟自己也曾经历自然摄影师的理想主义、科研新人的困惑矛盾,才来到这一步,“在爱动物的人眼中,动物保护和管理根本没有城市与野外、珍稀与普通的区别。”

疫情把野生动物推上了风口浪尖,人们这才突然关注起这些藏在身边的邻居。大年初二,王放收到消息,上海动用大量人力来驱赶居民楼的蝙蝠,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希望扭转这个局面,但是缺乏科学支持。随后,相关话题陆续出现:是否扑杀城市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要如何修订,城市里的宠物猫狗是否要被处理……

“这个时候再不出来说话,平常那些工作就都白做了。”于是王放频繁地就公共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向公众科普城市野生动物的知识。他感到自己被卷入了浪潮中。尽管有点无奈,但疫情之下人们的恐慌和茫然,更凸显他所做工作的急迫性。“现在开始已经有点晚了,不过也比不开始要好。”王放最早想在上海摸底考察的动物恰恰就是蝙蝠,他有点懊悔,如果当初及时做了,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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