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不太可能带来供应链转移

倪妮

Yi:YiMagazine

S:施展

Yi:这次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挑战?

S:中国经济一定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会让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不到预期。但是同样的困难其他国家也会遭遇。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处在枢纽位置。不过虽然中国是枢纽,供应链却是双向的。国外对中国有需求,中国对国外也有需求。一个有100道工序的产品要做出来,可能80道工序要在中国完成。所以这次先是内部疫情带来经济困难,接下来疫情传播出去导致一些外部停工,之后会再次给中国带来困境。

今天,中国经济已具有全球性影响力,意味着其决策会通过经济、供应链传导成为全球性的困境。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跟中国的决策机制背后的高度民族主义取向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是今天的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

Yi: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分散中国的供应链,你也在越南做了调研,有什么发现?

S:2019年,很多新闻都在说越南有可能会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很多鞋厂、电子类工厂迁到越南,比如三星,尤其在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之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越南对美出口大幅上升。

越南人口将近1亿,政府的效率也很高,又是一个儒教国家,取向入世,不像印度有那么复杂的宗教和种姓制度。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实实在在有好几亿的劳动力,而印度十几亿人到了劳动力市场上会被细分成几千个劳动市场,每个种姓都对应着一个职业,有不同的价值诉求,能在全球50 0强企业当CEO的那些印度裔绝大部分是高种姓的。柬埔寨又太小了,人口不到2000万,国家能力又太弱,以至于连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都无法给出。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曾出版《枢纽》,新近推出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不过考察越南后,我发现,首先,越南工厂并不是中国工厂的转移,而是溢出。比如三星从中国迁走后,中国手机的总产量也丝毫没有下降。其次,越南能完成的是产品的组装环节,一旦需要对零件再做一些处理,还得在中国完成。比如在三星越南工厂的门口,每天下午4点就会有大量装满了手机配件的集装箱卡车,这种手机配件都是头一天下午在广东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到达中越边境的凭祥口岸,当天下午4点到达三星在越南的工厂。

1990年代的全球贸易结构中,占比70%以上的是制成品贸易,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而到了2018年,70%以上的贸易对象是零部件半成品,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生产的。所以1990年代说某某工厂迁走了,它就是整个全都迁走了。今天说哪个厂迁走了,你必须要问它迁走了什么环节。

Yi:有观点称,此次疫情后,除了成本,风险也可能成为品牌商决定是否迁移工厂的一个考量因素,你认同吗?

S:当然会考虑风险,但是基于风险的迁移实际上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种迁移很早就有。早在1990年代,很多品牌商的代工厂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同时也要求代工厂必须在其他国家设立分厂,因为不能把50%以上的产能都放在一个国家。

一个复杂产品要想完成生产,从上到下会有几十级的供应商,而越往下的供应商做的东西就越专门化,比如一家工厂只做汽水产业当中的瓶盖的这一个环节。越专门化就意味着你的产品脱离了汽水业这个网络根本活不了。越往下的环节对网络的依赖性越高。

Yi:哪个国家有能力承接中国这种规模的制造网络?

S:没有,你的网络规模达不到中国的规模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分工深度达不到,分工深度决定了效率;网络规模也意味着有足够多的企业,相互间互为配套关系的组合可能性也越多,组合能力决定了弹性,其他国家最终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是没有办法跟中国比的。

Yi:历代工业革命的制造环节分别是如何迁移的?

S: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同时伴随着两种革命,一是技术革命,二是组织形态革命。不同技术需求的组织形态是不一样的。而每一轮工业革命所留下的产业,又会形成下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化工业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产业的基础设施,没有重化工业,就无法生产电子产业所需要的材料。接下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是信息技术革命。

中国是全球主要国家中仅有的一个具备全部历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化工业的产业最后终结在中国,它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产业的基础设施,中国因此获得了电子产业的大部分生产。信息产业的技术革命来自于美国,但是信息产业需要的硬件必须依托于电子产业,而中国是电子产业生产占比最大的。

Yi:供应链网络为何没有在工业革命的发生地形成?

S: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早期工业革命的产品没有这么复杂。其次,产品的技术逻辑不同。今天的产品必须高速迭代,就会有大规模的外包需求。过去,品牌商同时也是生产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产业之后,这种身份就开始分离了。

计算机的供应链已经开始有这个迹象,还不那么明显,大致从智能手机开始,供应链的这种特征变得突出。哪怕是服装,其复杂度没有手机那么高,但也比我想象的复杂。比如只有那种纯粹的流水线式版型的衣服,才能转移到越南生产,但凡有一些个性化设计的都很难转移出去。

Yi:這次疫情会逆转品牌商与生产商分离的趋势吗?

S:可能性很小。生产和品牌经营是非常不同的两种逻辑。品牌商是一种比较轻的经营模式,生产商的经验模式很重。过去所有品牌都自己生产的时候,大家是平等的,今天如果一个品牌改成了自产,另外一家公司只做品牌不做生产,后者肯定会在出新品方面快得多,而你的品牌就玩不下去了。

Yi:这次疫情对全球化提出了挑战,你认为全球化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S:从利弊角度来讨论不大容易,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接受的现实。全球化是由成本驱动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把成本做到这个程度,别人根本抗拒不了。

以口罩为例,疫情之前全球每天口罩产量4000万个,其中中国2000万个,韩国1000万个。疫情发生后,中国的口罩工厂一度停摆,韩国跟着就停摆了,因为口罩的耳带、鼻梁条之类的东西基本都是中国生产的。

Yi:从贸易、消费到生产,商业的各个环节都已实现了全球化,接下来全球化还将如何演化?演化动力来自哪里?

S:全球化发展到生产全球化之后,经济空间就穿透了主权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

过去消费全球化的时代,消费可以跨国,但生产环节仍然在主权国家内部完成,此时的政治空间对经济空间仍然可以有比较直接的干预。今天的生产全球化时代,商业的各环节都跨国性存在了,全都脱离主权国家的政策可以直接管控的范围。这会带来一个效应,即过去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规范、推动、拉动等手段干预经济,生产全球化之后越来越做不到了。

Yi:同样在这次疫情中被质疑的还有中心化,比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结构,你怎么看?

S:从中低端制造业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你批判它也没有用。美国试图改变这种情况,但这根本不是它的比较优势。能不能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结构取决于成本,它是由资本决定的,不是由政治决定。

Yi:中国制造业的最大风险来自哪里?

S:从产值上看,全球30%的制造来自中国,但美国生产的是芯片,中国生产的是鼻梁条。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都是中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不在中国,而在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地方。高端制造业有两个层面,一是精密仪器生产,中国现在还差很远。另一个就是前沿技术路线的引导,引领技术路线的主要也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的厂家如果不去有效追踪新的技术路线,就会不知道该如何为供应链做技术储备和产业安排,然后就会被世界甩下。

高端制造对供应链网络、劳动力成本都不敏感。够高端之后,就是不可替代的复杂劳动。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其中最核心的熔喷布产地大多是中国,但真正的高端熔喷布产地是韩国。熔喷布的工作原理在于让它带上可以吸附病毒的靜电荷,工序叫作“驻极”,韩国的驻极工艺可以让静电维持3万小时,而中国工厂的工艺差一个数量级。这其中的差别不在设备,而在工人手艺传承之类的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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