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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舞台的老朋友们

1989年6月30日深夜,一架通体漆黑的C-141军用运输机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Andrews空军基地秘密起飞。这架军用飞机的外部经过涂装,抹去了一切军事标记,看上去就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货机。而宽敞机舱中唯一的货物,是3名神色忧虑的乘客。

飞行日志显示目的地是冲绳,但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空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空中加油之后,它直奔这次旅行的真正终点:北京。

经过2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飞机从东海上空进入上海的空中走廊,并随即掉头北上。尽管已经提前接到通知,但仍有空防部门将电话打进了军委领导人的办公室,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最终在空管和军方的严密监视下,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走下舷梯的是华盛顿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另一位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他们迅速钻入一辆等候多时的黑色红旗轿车,开始了这次紧张的秘密访华之旅。

两人抵达时,没有任何一名美国使馆官员在场。在随后的20个小时内,两人密集拜见了诸多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总设计师到总理,再到外长和副外长,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此一无所知。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洁明甚至不在中国境内,而是跑去韩国探望妻子了。

斯考克罗夫特毕业于西点军校,是美国资深政治家,早年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的亲密伙伴,曾参与了1972年基辛格那次改变世界的秘密访华。

因此,1989年7月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他时,说了如此的一番话:

“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

小平同志的总结很精准。

中美关系在波谲云诡的1970年代里磕磕碰碰,但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两国就进入了一段所谓“蜜月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地缘需求,而推动这段蜜月,离不开这些“美國朋友”的穿针引线,他们的对华态度显示出了令中国人感到久违的“友好”和“弹性”。

派斯考克罗夫特访华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朋友”。布什此时绕开国会瞒着媒体派遣特使访华,一方面不希望中美关系清零,一方面也显示了这位曾骑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乱逛的原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朋友”成色十足。

彼时的中美合作细节,会令当下的人备感惊奇。比如1984年,中国被允许进口24架“黑鹰”直升机,这些飞机直到2008年还在汶川救灾中发挥作用。而在1980年代末,我们甚至送了两架歼8-Ⅱ战斗机到美国去改造,这在现在看来难以想象。

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地缘政治的黏合剂已经消散,两国关系开始走出“蜜月期”,磕碰和冲突时有发生。在熬过了银河号、台海危机、炸馆事件、考克斯报告和南海撞机等一系列风波后,终于来到了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

现在回过头来复盘,所谓“蜜月期”的出现只有两个核心原因,一是地缘政治的需要,二是体量不对等:中国是个穷国,而美国是全球第一强国。因此,无论那些“美国朋友”是来自于政界还是学界,对华友好的色彩中多少带着一些优越感。

希望用自己的实力来影响中国模式的路线,是这种优越感的具体体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前后,“自由贸易能够推动中国改革”这个逻辑受到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广泛欢迎。这让中国加入世贸之路虽然坎坷,但并未遇到致命的阻力。

甚至在多年后,克林顿政府里的“美国朋友”李侃如(Ken Lieberthal)在采访中被问到中国入世10年没有完全履行的一些承诺时,仍然设身处地回答道:“任何国家都会这样,有些内容执行迅速,有些方面就比较慢,每个国家都玩些小手段。”

除了商界和政界,美国学术界也有不少中国的老朋友。

比如1999年炸馆事件那会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傅高义这位“老朋友”就主动站出来,以“前情报官员”的身份斥责中情局,指出他们宣称因地图错误而“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实。

但随着中美国力不对等的逐渐缩减,诞生朋友的土壤已逐渐贫瘠。在小布什政府时代,以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为代表的一批“华尔街-华盛顿”路线的美国朋友完成了他们最后的高光时刻。他卸任后,留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个交流平台。

如今,在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30年后,一切都物是人非。斯考克罗夫特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对华鹰派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国务卿的位子上换成了特朗普忠实的执行者蓬佩奥(Mike Pompeo),这两位都不是善茬,后者更是在各类场合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而贸易的码头上更是站满了一水儿的强硬派: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罗斯(Wilbur Ross)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在新闻中被中国人所熟知。在他们面前,连当年WTO谈判中横眉冷对的铁娘子巴舍尔夫斯基,都显得更加正常一些。

中美关系的一个潜在准则是:两个国家需要用牢固的经贸纽带来制衡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当正常的经贸来往开始被特朗普政府抹黑、污名化并人为地设置无数障碍时,对后者的处理就会遇到重重困难。这种端倪早已显现。

当然,并非没有新朋友诞生。但无论是依靠上海工厂翻身的马斯克,还是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这是个“朋友”扎堆的地方—委员的库克,都远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对东海岸的华盛顿的影响力都相对较弱。

到了2020年,亨利·基辛格已经98岁,斯考克罗夫特已经95岁,早已远离主流舞台,华盛顿最新的炙手可热的中国通是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华尔街日报》前记者,报道过SARS疫情,43岁担任国家安全助理顾问,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对华强硬。

而昔日那些起到润滑作用的“美国朋友”们,诞生他们的土壤日益稀少,需要他们的空间也在被不断压缩。中美两国的沟通和碰撞,注定要翻到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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