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众号,看本站内容更方便

那些倔强的老人

叉少

李可染

日光之下无新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轴照相机。跟张艺谋、顾长卫等喜欢电影的同学不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表姐知道邓伟爱画画,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见他来了,老头儿颤巍巍地站起来,从床头柜里摸出一个铝饭盒,说:“这里面有油炸饹馇,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然后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做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

两个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锺书和杨绛。因为不知道钱老家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居委会。一个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问:“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她在厚厚的名册里,帮邓伟找到了钱老家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抖,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钱锺书和杨绛

邓伟呆呆地站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先生,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说:“我就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老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锺书,我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门“咣”的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

站到中午十二点,四下里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锺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相机和三腳架,说:“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梁漱溟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屋内陈设简单朴素,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老和杨绛先生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老说:“这就是钱锺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一面,调皮而天真。

杨绛先生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拍照,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真实的性格”,说话间,他趁梁老思考问题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邓伟拍过很多倔老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时刻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被救了回来。

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萧乾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活得长!”

拍照那天,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對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乡已经打了很多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我们不肯,那就只好打仗。”

老人们的宽厚也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只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1959年生的,属猪。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3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了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邓伟的存在,夹在手上的烟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萧乾

为茅盾拍照时,久未露面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访客交谈,再加上室内光线较暗,邓伟没有拍到传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约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愿,这几张照片成为茅盾逝世前最后的留影。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照片里那些身穿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文化老人,触动了正随改革开放浪潮奔向商海的人们,邓伟收到了几大箱子的读者来信。

艾青

1988年中秋节,邓伟到李可染家看望,老头儿“啊”了一声,说:“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着你画呢。”邓伟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生老师的气。李可染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

临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邓伟来不及在老师家吃饭,李可染抓起果篮里的4个大苹果塞给他,头一次把徒弟送到屋外。老人站在门口不住地招手,说:“我还欠着你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

这是师徒二人的最后一面。

1990年春,准备去英国拍摄世界名人的邓伟到钱锺书家告别,或许是感觉到他对前路的彷徨,钱老没有过多谈及邓伟的新计划。道别时,杨绛给了邓伟一个信封,说“穷家富路”,不善谈钱的邓伟没有打开。回到家后,他看到信封里是8张崭新的50元人民币。为出国花光积蓄的他用这400元买了一个铝制的摄影箱,一用就是十几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大洲。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快速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成功,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邓伟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是一台海鸥205,那是在1978年。同一年,一个叫肖全的小伙子在北京前门花了169元钱,也买到了这款相机。两个人先后开始按照自己的风格拍摄人像:一个与时间赛跑,抢救行将故去的历史;另一个凭感觉漂流,寻找正在闪耀的后浪。

肖全记录了英勇,邓伟定格了脊梁。

(彼岸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邓 伟图)

0
封面图

社交账号快速登录

微信扫一扫关注
如已关注,请回复“登录”二字获取验证码